1951年3月16日清晨，一封来自湖南衡东的普通挂号信被送进中南海勤政殿。负责分拣文件的小秘书扫了一眼，信封上既无显赫头衔，也无机关公章，只写着“呈毛主席亲启”。照例，这类私人信件会被归入“来信来访”一栏，等工作人员统一处理。然而，当秘书习惯性地在边角写下编号时配资咨询平台，毛主席恰巧经过，他随手拿起那封信，翻开看了两行便停住了——寄信人署名“彭友胜”。
“友胜？真的是他？”主席低声自语。几十年来，他收到过数不清的求助信、推荐信、攀亲信，大多被批示“照章办理”或干脆退回，可眼前的名字让他呼吸一紧。秘书不明所以，只见主席沉默半晌，随后吩咐：“这封信，我自己处理。”
纸页微黄，字迹却端正有力。彭友胜在信中称，自己年逾花甲，因家乡合作社缺人手，想出省城找点差事糊口；他听说国家正广招工作人员，希望“毛润芝弟”能指一条路。信末附上一句近乎玩笑的话——“不知你可还记得当年北门夜哨的大樟树？”看到这里，毛主席放下信，摘下眼镜，轻轻擦了擦。
时针拨回到1911年10月。辛亥革命烽火蔓延，长沙新军四十九标二营夜色如墨。年轻的新兵毛润芝第一次踏进简陋营房时，抬头就对上一位嗓门洪亮、满脸风尘的副班长——彭友胜。那晚，营房外的大樟树下正聚着几名士兵议论局势，彭友胜热情地把新兵拉到树下，“兄弟，敢来当兵，先跟我学绑腿！”一句玩笑冲散了紧张气氛。自此，两人同吃同住，毛润芝睡上铺，彭友胜睡下铺，一床毡被一半给了小毛，一半自己裹紧。
入伍不久，队里补发枪支，毛润芝分到一支老掉牙的汉阳造。他不会上膛，急得直跺脚。彭友胜哈哈大笑，递过去一包霉干子：“枪慢慢学，先垫垫肚子。”这种粗犷却带温度的照顾，毛润芝铭记至今。后来北门攻坚，彭友胜冲在最前，手雷炸开豁口，他回头朝列兵们喊：“跟我来！”毛润芝跃入火光，才真正理解“义气”二字。
1912年春议和声起，新军士气涣散。毛润芝决定退伍报考师范，他踌躇多日，深夜把想法告诉彭友胜。本以为会被呵斥“逃兵”，却听到一句：“读书救国，总得有人走这条路，放心去吧。”第二天，全班人凑钱买来两斤猪肉，炖了一锅红烧肉给小毛饯行。毛润芝端着油亮的肉块，喉头发紧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等我回来。”这一别，便是十五载。
1926年，广州东园讲堂内座无虚席，国民党宣传部长毛泽东登台演讲。散场时，一个黝黑汉子挤到讲台前，脱帽鞠躬：“排长彭友胜，来听报告。”毛泽东愣了愣，随即抬手敬礼，“盖三兄，辛苦！”两人对坐彻夜，把自辛亥以来生死场上走过的路絮叨了个遍。毛泽东动情劝他留在宣传口，“老哥，革命不只看枪，还得靠笔。”彭友胜憨笑：“我这双粗手写不来文章，打仗倒还行。”终究，两人道不同，各走天涯。
抗战爆发后，彭友胜在广西、江西间辗转，职位最高做过副连长，后来因不愿同流合污干脆退伍回乡。他不识多少大字，却把“仁义”二字写进日子里：乡里修堤筑渠，他领头；收成不好，他折价把自家稻谷卖给邻里。可光靠这点地，老来终究拮据。听说国家机关招人，他才鼓起勇气给早已高不可攀的主席写信。
回到1951年的中南海，毛主席提笔，用几乎与当年相同的口吻写道：“友胜兄：来信收到，甚慰。乡间若尚可度日，仍以务农为宜；若有艰难，可持此信往长沙面见程星龄同志，或许能帮一把。彼此多年不通音问，尚祈保重。”短短三百余字，没有一句提及私人情分，却字里行间都是惦念。写毕，他郑重盖上主席印章，封口，批注：“特急，今日发电转湘。”
湖南省政府几天后便接到电报，程星龄副主席亲自安排专车，把67岁的彭友胜迎到长沙，食宿医药一并妥善。老人执意不愿进省城当干部，只挑了个管理农具站的闲差，月薪三十元，还能兼顾家里的几亩水田。临别时，程副主席开玩笑：“老彭，主席说你是他老上级，可别到时拿鸡毛当令箭哟。”老人憨厚一笑：“上级不靠官帽，靠情义。”
世上求职信千千万，很少有人能让国家主席动容。原因无他，战争硝烟里结成的生死情义，不用大词、不靠档案，一碗红烧肉、一声“兄弟”，就足以抵过岁月。如今，大樟树或已老去，可那份信任依旧挂在枝头，风吹也吹不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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